黄清水：30年前农村大包干采访追忆

        作者简介：

        黄清水，1957年生人，出身山东海阳农家，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山东大众日报社，做记者、办晚报、当研究所主任，一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2011年12月因病去世。

英年去世的黄清水。

        背景：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农村都在悄悄地进行或酝酿着改革。1981年12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1986年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每年前进一步，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从而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 

原题：

变起来真像“政变”

——刻骨铭心的“大包干“细节记忆

        安徽小岗村农民签下分田到户的“生死文书”，被誉为揭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其实，与安徽毗连的河南农民“政变”、“闹单干”也颇为惊心动魄，笔者28年前在中原大地上见识到的一些大包干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些激情难抑，其中一些人和事刻骨铭心，值得回味和珍视。

县委秘书预言：

“大包干将席卷全国”

        1981年春节一过，我和一组人大新闻系同学被安排到河南日报实习。4月底，我和同学赵海啸来到了紧邻安徽的豫东沈丘县，本以为跟“联产到劳”相比没什么新鲜，准备蜻蜓点水一下走人。谁知刚走了几个公社，就被“大包干”后的“世外桃源”震撼了。

        于是，我们决定留下来好好看看这“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幽灵，是如何震掉“大锅饭”，农民自己当家作主，吃上米饭白馍的。

黄清水（右1）与大学老师和同学。

        我们很兴奋，马不停蹄近一个月走遍了沈丘大部分公社，每接触一次农民，就受到一次教育，深化一次认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位县委新闻秘书，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叫张英俊。他本是受县委书记之命为我们协调上下，照顾我们生活的，但其实他对我们的影响和帮助最大。

        饭后茶余闲聊，从他口中知道了沈丘紧邻着安徽的界首，民风受宋朝包公的影响很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发现两省“三不管”地带出现了“分田单干”的，并很快往其他公社蔓延，事情反映到县委，大院里形成两派，大家办公室里吵不完，到食堂里端着碗继续吵。但事实胜于雄辩，看到分田单干的农民“两眼泪汪汪，心里喜得慌，一年不愁吃，二年卖余粮，三年国家快快盖粮仓”的新气象，反对的声音逐渐偃旗息鼓。到1980年初大家基本统一到了吃饭第一、活命第一的“实事求是”硬道理上来。

        县委书记沈发启说，只要农民能吃上饭，书记不当也值，上面怪罪下来我顶着。束缚洪水的闸门一开，一夜之间全县的地就分完了，有的公社干部形容“变起来可真像‘政变’，快得出人意料。”张英俊越说越激动，最后竟来了句“不信你们看吧，大包干将来非席卷全国不可”。

黄清水（右4）与大学同学。

        文件只提倡“五定一奖，联产到劳”，大包干更在“不要”的范围，怎么可能让分田单干“席卷全国”？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可张英俊解释说，首先这是人心所向，农民愿意干，你挡不住，你不让他干，他偷着干；其次，解放30年了农民还吃不饱饭，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里？人民公社说起来好，但当不了饭吃；“分田单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于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都好，符合当前农村情况和管理水平，这样的好事上面迟早会认识到的，会允许全国采用。

        没想到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还有这样有思想的干部！沈丘之行事过境迁，当年我们接触了上到周口地委书记、下到地头农民，包括北京到当地驻点的农业专家，大部分人和事如今早已模糊了，唯有张英俊这个名字和他的“大包干将席卷全国”的预言，虽历经近30年，在我记忆的底片上不曾褪色，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显示出他真知灼见的光辉。

公社书记

用报纸作“护身符”

        1981年6月，我们转到河南与湖北交界的信阳地区，看到大别山深处一片片金黄待割的麦子，你能感受到和豫东一样的生机和活力。坐在下乡寂寞的吉普车里，我冷不丁冒出一个“大包干了都‘各顾各’，集体、公共的事情怎么办”的问题。这是在沈丘未及深究的问题，也是社会上存疑的地方。

黄清水（左）与大学老师和同学。

        谁知我的问题刚出口，陪同我们的信阳县谭家河公社党委书记谢金辉竟一口气说出了“四个统一”，早有准备似的。他说大包干以后，村干部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需要做的工作更多了。比方，五保户要人管，路要人修，剩余劳力要找出路，山林和水利设施要建设维护等等，都需要干部牵头组织才能办好。

         这么成型的工作理论和实践，出乎我的预料。我马上执笔写出消息，发回编辑部竟上了个头版头条！

        我问谢金辉，这么复杂的新问题他为什么能这么成竹在胸，他说，现有的农村工作思路延续的基本还是人民公社“六十条”，分田单干只能偷着干。但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民逃荒要饭。

        我说，实践证明大包干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好办法，但文件上不允许，你这样“胡搞”不怕坐牢、戴个什么帽子吗？

黄清水（左5）与大学同学。

        谁知谢金辉竟回答“不怕”，说他有了“护身符”。谢金辉说，自从带领全社搞了大包干，他努力工作，尽量让“马列主义老太太们”少抓把柄，同时煞费苦心找根据。他钻研文件、研究政策，试图从字缝里找到利于分田单干的字词。可“资本主义尾巴”早被反复割了多少遍了，新的文件也是小心翼翼，斟酌了又斟酌，标点了又标点，根本无缝可钻。

        不过，上苍不负有心人，1979年《参考消息》上终于有一篇文章让他眼睛一亮，说南斯拉夫在搞土地承包如何如何。谢金辉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这不是“大包干”的天大依据嘛！

        我说这有什么用，又不是文件。

        谢金辉眼神狡黠地跟我妙解：《参考消息》是什么？是新华社办的；新华社是什么？是国家办的，它发布消息自然是代表国家发布；它为什么发表这样的文章？不就是让大家学习，让我们学着做吗？否则登它干什么？谢金辉说，他把这张报纸锁到抽屉里了，一旦有一天有人找他的事，他就把它拿出来当挡箭牌。

        遗憾的是，当时我们没有讨看具体是哪一天的报纸，文章具体又是怎么说的。当然，最为幸运的是，我们党英明，没让谢金辉精心收藏的“护身符”派上用场。

黄清水（后排左8）与大学同学。2008年天津。

“小砖头”揽了“瓷器活”

        当分田单干“教唆犯”，我们这些白丁学生无丢乌纱帽之虞，更何况“真理标准讨论”已经给我们“豹子胆”了。1978年秋天一入学，哲学课老师就讲过胡福明、吴江等校友写作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过程，1979年春天我们又有幸听过李秀林老师作过参加中央“理论务虚会”的报告，京城涌动的改革气息和三年专业课学习，使我们一到沈丘，立即产生了剖析触摸到的中国历史性转折脉动的冲动。

         然而，我们像遇到庞大非洲角马无从下口的幼狮一样，知道大包干预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却无从说明这种转折不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抓耳挠腮时刻要感谢随身“ 金刚钻”帮了我们大忙——徐禾老师领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我们在大二时必修过了，谁知它竟鬼使神差地进了我们带来沈丘的书包里。采访后期对大包干理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们想到了这本半块砖头厚的书。当温习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候，我们豁然开朗，这么熟悉简单的道理我们怎么就忘了呢！

黄清水（右1）与大学同学。2008年天津。

        沈丘的大包干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经济效果，农民群众之所以如此欢迎，实际上再次印证了“老祖宗”阐述的这一真理：“大锅饭”束缚了生产力，“大包干”很好地解放了生产力。于是我们果断地写道：沈丘农民冲破落后体制，选择大包干这一适应现有生产力的管理体制“是有其深刻的必然性的”。

        我们能解构大包干这个“幽灵”，其实与我们的农村生活经历不无关系。赵海啸同学虽是北京人，但作为知识青年下过乡；我是土生土长的胶东农家子弟，打懂事起就没断了熬出苦日子的思索，特别是中学时代享受过“包地块”的快乐经历，使我一接触“大包干”立即产生共鸣。

        遗憾的是，所谓富裕的胶东并没如菏泽等地一样先行变革，反而死抱“大锅饭”为社会主义，弄得乡亲们依然为温饱发愁。

        两相对比，让我不能不顺势把锋芒直指“统一分配中的工分制”，一口气列出了“工分不公”的四大罪状。指出，促使沈丘农民摒弃“联产到劳”等干部认为好的管理形式、请来“大包干”这个“财神”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过去那些管理办法都没有真正解决好“按劳分配”问题。

黄清水（右）与大学同学。2008年北京。

        大包干“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符合群众的觉悟程度”，“中国20多年来农业缓慢发展的主要症结之一——按劳分配问题，一旦找到并以合理的形式加以解决，生产关系一旦得到适当调整，就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农业生产发展就会突飞猛进。这就是大包干为什么会带来生产大变化的最终答案。”

    “小老虎”关进了“笼子”

        理论瓶颈一突破，我们思维的潮水便像狂奔的烈马一发不可收，洋洋洒洒万余言的调查报告两天便完成，喷发出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农民在书写新的历史”，并大大方方作为标题。河南之行，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论断。大包干是农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农村改革实际上是农民步步进逼、干部步步退却的结果；是农民群众在前边创造，干部在后边认可、总结、推广的产物，最终让沈丘县委书记这样的干部认识到：“你想尊重客观实际吗？那就首先尊重群众吧！”

        第二是奉大包干为“吉祥的精灵”。报告开篇就说：“一种新型的农业管理形式正在颖河两岸出现，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千千万万农民的心。有人担心，说它是单干倒退的不祥之物，但老实巴交的农民却认为它最合理地解决了按劳分配这个根本问题，把它看成一个吉祥的精灵，称它是国家、集体、个人一起致富的‘财神’”，极力推崇“大包干不仅能使高产穷队变成高产富队，而且能让高产富队富上加富，锦上添花。无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方，还是在生产力水平一般或较高的地方，大包干这种农业管理的新形式，无疑都是一剂更快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良药。”

黄清水（左）与大学同学。2009年青岛。

        不过，我们虽然认定大包干必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性潮流，但“将席卷全国”的论断落到纸上却不能不讲策略。因为“联产到劳”尚有人指责，如果我们明火执仗地鼓吹全国都应该搞，闹不好稿子被枪毙，心血化为乌有。于是，我们宁愿只含蓄地据实描述为“大包干很快席卷全县”，以规避风险。

        但《农民在书写新的历史篇章——来自河南沈丘农村大包干的报告》这颗“原子弹”发回省城郑州后，到底还是让编辑部作了难。编辑老师感到是“好东西”，可是报告的基调全为大包干唱赞歌，不但否定了实行20多年、全国仍在通行的人民公社体制，也否定了现行中央提倡的“联产到劳”的管理办法，如果贸然刊出，肯定会如原子弹爆炸一样，让中央文件政策难堪，引起更大的纷争和“混乱”。

        在此情况下，编辑部只好将我们的调查报告呈给省里，分管农业的省长同意发内参。这样，我们1981年5月25日发出的报告，将近3个月后的8月15日，才在河南日报《情况摘编》上专期发出5000字，标题改成中性的《沈丘县农业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调查》，原文类似“农民在书写新的历史”这样赞颂及论战性的语言，基本被删除尽净。

        这样，我们的报告就如老虎被关进了笼子，原子弹的威力几乎没有得到释放。因为按规定，省报内参通过机要渠道只发行到地市一级首长，大多数时候只在省领导“内部”打转。这篇报告经过了什么磨难才算在笼子里跟少数特殊读者见面，又发挥了些什么效用，我们早在6月底即结束实习返校放暑假了，具体细节无从知晓。

        但报告被关进笼子是可以理解的，连九旬的杜润生老先生近年在回答关于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大包干为什么非得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么拗口的语言表述时，都说“少一个字都是要掉脑袋的”，何况我们一篇学生的习作，自己无从辩驳坚持，别人也不会轻易顶风犯这个“错误”。

        但我们不知道，实际上几乎在我们到河南的同时，1981年初春，吴象以特约记者的名义，与三位新华社记者一起，奉万里之命也到了豫、鲁、皖调研，得出的结论同样是“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主流”。我为有幸能以自己的方式经历和记录中国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而欣慰。        

（原载《齐鲁晚报》2008年10月8日。图片来自黄清水的大学同学，小号获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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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逆编辑、工圣审读。